靜宜大學複式童軍團

談國際童軍的服務方案
張文鑫

世界童軍領袖會議及世界青年論壇已經在今年八月在韓國順利舉行。本次會議對世界童軍運動而言，實在有著特殊的意義。2008世界會議除了討論世界童軍邁向第二個百年的發展策略外，更要驗收各國童軍在2007年這一年所舉辦的世界童軍百週年慶祝活動，尤其是各國童軍所進行的「和平禮物」計畫。我們更需要瞭解國外童軍在作些什麼，藉以思考及計畫我國童軍的未來發展。

在切入正題前，筆者首先說明世界童軍基金會。世界童軍基金會是獨立於世界童軍總部自行運作的基金會。他透過基金的募集來贊助世界童軍運動的經費所需。每年，世界童軍基金會可以提供約200萬的瑞士法瑯（約合新台幣5千8百萬元）給世界童軍總部，這個金額約佔世界童軍總部每年百分之四十的收入來源。世界童軍基金會的名譽會長是瑞典國王。世界童軍基金會最為人知的募款計畫是貝登堡之友，由每人捐助一萬元美金成為BP Fellow。每年二次在世界各地舉辦貝登堡之友聚會，台灣曾在民國80年左右舉辦過一次貝登堡之友聚會，當時大台北華城童軍團長郭廷銘先生出力最多。另外，瑞典王后也為了勸募經費，曾經以瑞典皇室紋章來設計桌布提供義賣，彰二團的邱炯榮團長個人就認購了四條。

為什麼談國際童軍的服務方案要先介紹世界童軍基金會？因為世界童軍基金會在近三年的年度報告當中，不斷的報導各國童軍所辦理的和平禮物及世界童軍服務方案。世界基金會有這麼一句話：贊助童軍運動就是投資未來。筆者接下來所報導的童軍服務方案均來自於世界童軍基金會的年報。當然相同的資料也可以在世界童軍總部網頁找到，不過，世界童軍基金會所編印的年報更針對非童軍的工商企業人士編印，其編輯方向當選擇最具有說服力的最佳範例。

2006年年度報告報導了世界基金會安排基金會董事及贊助人前往非洲考查童軍服務方案，並透過基金會董事們的一篇篇發自內心所寫成的文字以及一張張由知名日籍攝影師Yoshi Shimizu所拍攝的動人相片，成功報導了世界童軍基金會的贊助成果，並且鼓勵更多的熱心人士進行捐輸。如瑞士的新聞主播Silvia von Ballmoos她在年報中寫道「我們需要找尋更多的人士加入世界基金會，所以這些活動才可以擴展到更多國家」世界基金會董事Margot Bogert女士則寫著：時隔40年之後，她才了解她的父親當年創辦世界童軍基金會的用心良苦並且為她的父親感到驕傲。

是什麼事情讓Bogert女士如此感動呢？世界童軍基金會安排基金會董事到南非開普敦郊區的貧民窟，在那兒，Bogert女士帶著兩名小女生到野生動物保護區，這是兩位小女生的第一次到野外去，所以當他們看到七隻大犀牛從她們面前經過時，小女生因為害怕而緊緊抓住Bogert女士的手。這個場景一方面讓她想起她的父親在十多年前也牽著兩位衣索比亞童軍合照的照片，另一方面，Bogert女士心念一轉，這兩位已經失去父母的愛滋孤兒，恐怕在世上已經沒有親人的手可以緊緊握住了。

世界童軍基金會安排董事參訪的是南非開普敦市郊的Gugulethu小鎮的童軍中心所進行的愛滋病童或孤兒的扶助計畫。這所童軍中心成立已經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了，他們訓練了無數的青少年、培養他們的自信心與生活技能。在瞭解愛滋孤兒的需求後，童軍伙伴們藉著舉辦營火或露營活動，邀請受到愛滋病感染的青少年或是失去親人的愛滋孤兒來參加，讓他們有家的感覺與歸屬感。

南非的童軍伙伴並扮演著同濟老師的角色，向他們的朋友宣導愛滋病以及如何採取正確的態度與行為。年報當中有一張童軍伙伴在營火前帶領唱跳的照片，這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場景，不過照片中的主角雖然一樣與我們在營火前忘情高歌，但他的心中卻感到更多的使命與成就，因為今天來參加營火的是當地的愛滋孤兒。他不僅改變他自己，也溫暖這些愛滋孤兒讓他們不再感覺孤單，南非開普敦Gugulethu小鎮的未來因為童軍的服務與付出而改變。

2005年的年度報告以國際童軍所進行的促進和平的活動方案為主。報告以黑白兩色印刷，封面的主題寫著：和平並不像黑與白那樣簡單。十分引人注目。年度報告中報導了五則各國童軍所進行的和平禮物計畫。

1970年代北愛爾蘭首都貝爾法斯特的社會充滿著危險，由於族群間的對立與衝突，少數族群往往受到對立族群的恐嚇與威脅，甚至於被趕出家園。受脅迫的族群在他們的家園周圍築起高牆防止對立族群進入。謀殺、暴炸事件及威嚇不斷發生彷彿限入無止盡的漩渦當中。

住在貝爾法斯特的兩個對立族群的童軍團長Mike Loder及Paul Browne開始了一個大膽的嘗試，他們嘗試帶著雙方的童軍進行交流，並且在第一次的活動結束後，他們發現童軍在交流活動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比他們設想的還要多更多。保羅這麼說：當你參加完白天的活動，身體又餓又累的時候，你怎麼會管這頓飯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所燒的呢？所以他認為這個活動經驗將可以幫助童軍伙伴在未來消除偏見與歧視，甚至阻止暴力的發生。這樣的小小的念頭從一開始兩個團的交流、到當地數十個團的交流，多年以來已經有十萬名的童軍參加過這樣的活動。試想每一個童軍可以影響他的家人、鄰居或朋友，我們已經影響一百萬人，對於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島，這已經是一股社會力量。

北愛爾蘭也已經展開和平的過程，但不同族群間的對立及緊張仍然一觸即發。當然貝爾法斯特的衝突緊張情勢並不會因為童軍的交流活動而立刻中止，但童軍活動的確改變了青少年的看法與態度。如同童軍團長Mike所說的：發生衝突的雙方都認為他們代表著真理，從來不會像黑與白一樣分明，我們必須引導青少年，開放他們的心靈，尊重人性的價值與欣賞不同族群的優點。

當薩爾瓦多的校園幫派問題越演越烈並且造成許多同學的死傷之後，薩爾瓦多的童軍認為情勢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並且無法坐視不管，他們必須採取行動。所以社區童軍開始邀請校園幫派的領袖參加一次露營活動，讓這些青少年在露營活動的期間不再需要逞兇鬥狠，而能真正盡情歡笑。童軍也邀請那些失去家庭的青少年或是必須自謀生活的工廠童工參與童軍的團集會或露營活動。當然的童軍的力量有限並且沒有辦法幫助或提供這些弱勢的青少年或家庭經濟的援助，但至少童軍可以幫助這些青少年在週末的團集會活動當中，找回屬於他們的童年。如同一位受到幫助的青少年所說：感謝我的童軍兄弟姐妹。因為這些不管是幫派或是工廠的童工都還是青少年，他們一樣需要朋友以及童年的歡笑。薩爾瓦多的童軍真正作到成為他們的朋友並且如兄弟姐妹一般的對待他們。未來薩爾瓦多的童軍還將嘗試邀請那些被迫從事性交易的少女參與童軍活動。

沙烏地阿拉伯大公國在2005年舉辦了「Together for Peace Camp」邀請來自85國的1500位童軍參加這項營隊活動，露營活動的主題是「歡迎來到和平之地—沙烏地阿拉伯」。透過營隊的工作坊與參加人員面對面的接觸與生活，不僅讓參加人員了解穆斯林，也使得參加人員更加瞭解及尊重彼此的文化與傳統。文章中轉述了沙烏地阿拉伯國王對於童軍的期待：童軍是世界和平的使者，你們有著重要的工作。你必需要為世界和平而動員二千八百萬的世界童軍伙伴。我國不管是現在或未來都會全力支持童軍的行動。國王在活動期間又說：無論是猶太人或是基督徒的上帝或是回教的真主，他們都是同樣的上帝，我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向他祈禱。當我們集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促進社區、國家甚至於世界和平。

香港童軍總會在香港監所成立童軍團部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香港的青少年受刑人是與一般的成年受刑人安排在同一個監所，因此他們所受到的待遇是與一般受刑人相同，相對而言對青少年十分不利。因此香港童軍總會特別在監所當中成立童軍團部，培養其自信心及自尊，並且藉由他們與童軍義務員的互動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支持。童軍活動充滿歌聲與音樂，香港童軍即以他們所擅長的中國傳統大鼓作為受刑人童軍的主要活動。監所童軍團部義務服務員許宗賢先生（現任世界童軍委員會主席）表示監所長期的追蹤記錄顯示受刑人童軍往往因為行為表現良好而提前獲得假釋，並且離開監所之後的再犯罪率為零。因此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法官說：童軍成功的改變許多香港年青人的生命，否則這些年青人將會犯罪所引誘。藉著幫助這些青少年，童軍運動真正的對社會產生有價值的貢獻。

在我們的認知當中瑞典是一個開放的國家，並且有著良好的社會福利措施。但隨著新移民的進入，分食社會福利的大餅，甚至於造成瑞典本地人失業率的增加，這些改變都挑戰著瑞典人民的觀念及對新移民的接受度。瑞典童軍瞭解到社會的需求，他們開始邀請新移民的子女參與童軍，並且協助他們融入瑞典社會。一位由莫斯科移民至瑞典的小朋友受邀參加童軍活動之後，意外的發現瑞典國王來參加他的宣誓典禮，他十分興奮的跟他的家人說：我覺得我是真正的瑞典人了。

2003/2004年版的世界童軍基金會年度報告當中則報導了肯亞童軍總會在奈洛比所進行的Ticket to Life計畫。在非洲大陸的肯亞目前有三千萬人口，其中有17%肯亞人感染了HIV/AIDS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在都市當中的社區更可以有高達50%的人口感染愛滋病。這表示許多父母會因為愛滋病而去世，或者小孩子在出生後就感染愛滋，許多的兒童成為愛滋孤兒，這一切使得肯亞的傳統家庭功能喪失。因此，許多的愛滋孤兒或是失去父母的青少年由鄉村進入都市，懷抱著到了都市之後可以獲得工作機會、脫離貧窮與暴力的夢想，然後都市的情勢更加惡劣，許多兒童或青少年沒有辦法找到棲身之地，流落街頭或是圾垃場，反而陷入更深的貧困及受到暴力與毒品的誘惑與威脅。街童的問題已然成為肯亞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肯亞童軍在面對這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認為他們必需有所行動。所以肯亞童軍開始去接觸這些街頭流浪兒，邀請他們參與童軍活動，作他們的朋友，支持他們並安排他們重回學校學習謀生技能。肯亞童軍成功的原因是先掌握街頭幫派的領袖，先邀請他們參與童軍露營活動，再透過這些幫派領袖利用他們原有的幫規影響更多的青少年參加。並且許多的街童在受到幫助之後，擔任起領導的工作，成為童軍服務員。

另外一個成功的因素是肯亞童軍真正發揮了「童軍兄弟情誼」的精神，成為街童的朋友或家人，許多的兒童往往因為失去親人才流浪街頭，但童軍團部卻成為街童的家，童軍伙伴成為他們的兄弟姊妹。童軍伙伴變成他們的家人提供他們社會支持，並且成為街童效法的對象。Nekesa小妹妹就這麼說：謝謝我的童軍兄弟姐妹，他們讓我重回學校唸書並且安排我的哥哥參加裁縫課程，我現在穿的衣服就是我哥哥作的。

肯亞童軍現在已經將這個活動推展到其他的20個大城市當中，並且有許多的成功案例。當然肯亞童軍的努力也不一定成功，他們找回來的街童還是得面對毒品、吸食強力膠或其他的誘惑。但如同小隊長Kelly樂觀的表示：我知道這很不容易，但他們需要朋友的支持，而在童軍團中我們有的是朋友。

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肯亞的Ticket to Life或是瑞典的幫助新移民子女融入社會，或是上面的任何一個故事，他們都有兩個相同點。第一個是童軍真正的關心社會的需求與發現社會問題，並且童軍決定採取行動。所以一樣是熱鬧的營火場景，我們的童軍伙伴可能只滿足了自我的表現，但對非洲的童軍而言，他卻正在改變非洲的下一代。一樣是相同的專科章訓練，我們可能只是童軍的職業試探，但對非洲的青少年卻是他們生活的轉捩點。筆者在童軍總會服務，面對政府經費補助日趨減少，很多服務員伙伴認為是政黨因素，但我卻以為童軍總會對臺灣社會的貢獻究竟何在？童軍總會的社會公信力又處於怎樣的地位？這都需要關心與熱愛童軍運動的伙伴一同來思考與革新的。

第二個相同點，也是經常參與國際活動的伙伴們所耳熟能詳的，就是所謂「兄弟情誼World Brotherhood」這個字。所以我們在前面的故事當中可以看到或聽到如同謝謝我的童軍兄弟姐妹這樣的說法。不同族群的青少年可以因為童軍而成為朋友，美國童軍在卡崔娜風災後投入救災的工作，瑞典童軍協助新移民子女融入當地社會，這些都是童軍兄弟情誼的具體表現。臺灣的童軍更應該思考童軍像是一個大家庭這句話對我們的意義。在國內，很多童軍伙伴參加羅浮群或童軍團會努力的付出並且願意回饋，甚至於畢業後還會回到母團服務，伙伴常常說這是因為我感受到伙伴的情誼，認為童軍就像一個大家庭。但我卻要請大家好好思考我們的童軍兄弟姐妹在那裏？是只限於穿著童軍制服的我們？還是我們能夠發揮童軍的影響力幫助社會上更需要幫助的青少年朋友。

其次，國內童軍界常見的一個討論議題是學校團與社區（會）團，進而去比較熟優熟劣。國外當然也有社區團或學校團的分別，英文分別為School-based scouting or community-based scouting。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國內學校團或社區、社會團的分別，事實上筆者認為差異並不大，我們都只為了參與我們童軍團的青少年服務，協助他們成長。我們並沒有真正體察或發現社會或社區的需要，而真正的對社會或所在地的社區作出貢獻，雖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一句老話，但是童軍活動能否幫助更需要幫助的年青人？所以我們更應該思考童軍運動對於學校或社區的貢獻，甚至於進一步的思考我國童軍在一百年之後對台灣社會的定位？

最近報紙上的教育新聞，大家都知道李家同教授應邀到高中演講所發生的事件，但引起筆者注意的是該篇新聞當中李教授所提到的另一則故事。李教授說：
在美國若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要開會，華盛頓等大學會關門，大學生會成群跑去向這兩個單位抗議，因為他們認為人類貧困是這兩個組織造成；多年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外國媒體反諷說，這些會議到台灣開一定沒問題，「因為台灣的大學生不會抗議」。

這個故事值得我們童軍伙伴深切思考，如果臺灣童軍既不思考，又不能行動，那麼我國童軍的未來真正值得我們擔憂。

最後，我願意引用童軍總會理事長趙守博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與全體伙伴共勉。
我們所有參童軍運動人員，千萬不要忘記，服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目的。如果，我們只辦理童軍的露營、組訓和相關活動，而完全不重視服務，那就悖離了童軍運動的精神。這樣的童軍活動，是失敗的。